paltry melody

我們看過許多美景，去過許多國家，但從來沒有地方像這次一樣，也許是對比太鮮明，印象簡單如畫卻記憶深刻，就像中學生描繪她們的家鄉一樣－"peace and beauty"。去年秋末，老劉接到一封來自吉爾吉斯當地基督教慈善基金會長老的邀請函，基金會的長老是師母的表哥，詢問老師能不能協助他們做校園規劃，這個非營利的基金會以美國教會的募款在吉爾吉斯辦了許多中小學和孤兒院，最近他們跟當地政府談妥準備設立一個大學，因此老師決定利用這個機會開設實習課，用課程的時間讓學生們操作和討論。跟大多數人一樣，我們對吉爾吉斯或中亞根本一無所知，出發前我們一邊蒐集中亞和吉國的資料，一邊學習俄文，大家用能找到的所有資訊拼湊這個未知國家的相貌，但等到我們真的在當地遊走時，腦袋和身體的認知仍有相當距離的落差。

吉爾吉斯位於中亞，回顧中國歷史對中亞地區的記載：西元六世紀吉爾吉斯人在葉尼塞河建國，唐朝時稱之為「黠戛斯」汗國，兩國已有貿易往來，元朝時被納入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國中；16世紀沙俄興起，吉爾吉斯族大規模西遷至今日中亞的位置，但仍受蒙古准噶爾的統治之下；17世紀末清朝攻打准噶爾，稱吉爾吉斯人為「布魯特」（高山居民之意），游牧於布魯特地區的部落臣服於清朝；19世紀沙俄併吞清朝大半江山，中亞地區成為俄羅斯聯邦的版圖之一；1991年蘇聯解體後，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中亞五國紛紛獨立。

也因為中亞被不同的民族統治過，又位處歐亞交會的樞鈕位置，古時是絲路、也曾是三藏取經之路，種族和宗教相當複雜。吉爾吉斯的面積是台灣的五倍，人口卻只有台灣的五分之一；屬於高山國家，90%國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30%的地區在海拔3000至4000米之間。境內約七成是吉爾吉斯人，烏茲別克人和俄羅斯人約各占一成，其餘是烏克蘭人、維吾爾人、哈薩克人、與東干人（清末從陜西、甘肅、青海、伊?遷往中亞的回族人）等；全國75%的人信奉伊斯蘭教，20%的人是東正教，而基督教的信眾則日漸增多。

抵達吉爾吉斯的路程十分遙遠，在大陸內地轉機三趟就耗去一天，到烏魯木齊後等待一週只有兩班的飛機再飛吉爾吉斯。新疆屬於一個冬季長達半年的地域，即使我們在冬天的尾巴降臨，景物仍是一片蕭索，光禿禿的山連綿一片，瘦巴巴的馬和駱駝在黃土地上游走，我們不禁懷疑牠們在這兒根本沒東西可吃，到處暗沉灰黃，提不起精神。然後我們飛越天山到吉爾吉斯，就像來到另一個世界。我至今仍無法想像我們花了快兩小時只為飛越一座山，飛機上隔著小窗感受外頭的凜冽寒意，看著白皚皚沒有邊界的群峰層層疊疊，千年積雪在陽光下顯得刺眼，那時會真正了解天山是多麼神聖偉大，甚至馬上理解為何高山總跟國族主義連結一塊兒。這種認同的精神過於強烈，怪不得游牧民族最終選擇在此定居，飄泊的欲望被強烈的場所感平息，就連我們也瞬間被直達心頭的震撼襲倒，為之前在海島小國煩憂的瑣碎細事感到可笑，以及再次正視人類自身的渺小。

過了天山的邊緣，許多谷地裡彎蜒的小路切割白茫茫的山系，帶出綠油油的平原，低矮的農舍、誇張的斜屋頂、草原和麥田鋪滿這個國度。長長的窄路邊上是白楊或橡樹組成的綠色廊道，防風林、灌叢和農作組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群落，這裡應該是景觀生態學者心目中完美的研究王國。下飛機後我們從首都Bishkek前往我們要工作的地方-Tokmak，它是蘇聯時代的工業大城，150年前曾是吉爾吉斯首都，唐代時稱為碎葉，也是傳說中李白的故鄉；而這一路的風景簡直就是桃花源所描述的「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雞犬相聞...」，正好是粉色櫻花、梨花和純白蘋果花盛開的季節，道路被高聳入雲的白楊和橡樹簇擁，路兩側是一層樓木造或磚造的民房，青綠的田地和滿滿的花朵快速經過我們眼前。

Tokmak的地景屬於溫帶草原和中海拔的森林，土地寬?而房舍普遍是低層建築，在城市中總能看見南面遠遠的覆著白雪的一整條天山，不論在哪裡都能快速辨明方向。下過雨的早晨，天山的雪線因雨水變得清靈而熠熠發亮，空氣分外清新，大家都忙著照全景照片，但要把長長的一條天山納入小小的鏡頭實在十分為難。當時對每天都能看見壯麗的天山不以為意，結果飛回烏魯木齊、再到台灣後大家都陷入集體焦慮，明明待了二十多年的城市今日卻顯得擠迫窘狹，城市裡根本看不到天空，連101都常消失在空氣汙染中，遑論看見盆地周圍的小山。自然景觀對人的影響竟如此明顯，台北人的焦躁是不是也被困在城市中無法逃逸？

Tokmak不大，我們住的基金會從前是蘇聯軍官宿舍，是一棟三層樓長約25米的建築，已是全市最大的房子；其他的幾乎是公寓，或一層樓的木造小房，一樓常做低調的商業使用。許多小攤子在路上或公寓口隨意的擺著，賣著小包裝的零食、酒、煙、蔬菜和舊衣物，這兒什麼都能單買－一根煙、一杯酒(一瓶酒旁邊放著塑膠杯)、一顆泡泡糖、一塊衛生棉、一捲廁所草紙或幾顆螺絲釘；顧攤的人們似乎也不太在意一天營業額是多少，每天田裡收成什麼就拿幾把菜幾顆馬鈴薯來賣，生活條件像四五十年前、尚未現代化的台灣農業社會。

邀請我們前往的基督教基金會是非營利組織，在屬於回教的吉爾吉斯設立許多基督教學校－中小學和孤兒院；學校的經費（包含建設與老師的薪資），和基金會營運的資金，全由美國教會募款而來，而基金會的重要領導人也來自美國教會。我們在復活節跟著基金會一同前往Tokmak附近的山區村莊，這是一個村民只會說吉爾吉斯語、不懂俄文的小村，而基金會預計在今年九月開始接辦市府原本的公立小學，在原址附近蓋新的校舍和校園。我們到達時幾乎全村扶老攜幼的排排坐在舊校舍旁，基金會帶來一段又說又跳的聖經故事表演，接著放出電音舞曲聖歌帶動唱，邀請小朋友一起來蹦蹦跳跳，然後點名發禮物－依著年紀、年齡分的各式禮物盒很快地被分到每個人手中。我跟基金會的總裁邊看著小朋友緊緊抱著娃娃或小汽車一邊閒聊，他說這是Tokmak市長的故鄉，市長不願意看到故鄉的小學慘澹過日，問既然基金會有許多辦學的經驗，有沒有意願在這邊蓋新的學校，政府就可以把公立小學收掉，也能減少經費支出。基金會唯一的條件就是學校必須教聖經，但不強迫孩子們信主，但一個傳統的伊斯蘭教村落會同意設立基督教學校，甚至教聖經嗎？村莊猶豫了半年，最後終於答應。基督教基金會以外來者之姿帶著資源進入，他們帶來新生活的可能，讓村民能開始想像，或對未來有了希望；而宗教究竟是生活不足的精神寄託，還是可暫時拋開等一切滿足時再追求的心靈良藥？當大家渴望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質時，當孩子們得到牙刷、牙膏、筆記本、色筆和玩具時，我猜穆斯林們可能會以接受幫助不等同於改變信仰來說服自己吧。

最讓我們受到文化衝擊的是他們處理廁所和垃圾的方式：出了美國系統的基督教基金會是沒有廁所的，普通人家在屋外搭茅坑方便，講究一些的坑挖得深，並定期覆土上去，較無擾人的蠅蟲和味道；而市民的生活中沒有垃圾清運，公共住宅外有一塊停放子母車的停車格，當垃圾量多時就放火燒掉，常見到殘破的垃圾隨風飄散。其實公寓大樓的設計中每層都有獨立的垃圾丟棄管道，但當蘇聯解體後新政府再也沒有預算在市民的基礎生活上，沒錢收垃圾、沒錢鋪路、也沒錢雇郵差；當路上所有車輛歪歪斜斜、不停打轉的走走停停，只為避開大小不等的坑洞時，我不禁開始想像市政到底還能為市民做什麼？如果連這些我們認為最簡單的服務都無法維持，又如何提昇經濟狀況呢？市府的立場基本上是一面倒向企業，由於經費不足，市府一直期望企業能進入投資，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或像期待基金會接收公立小學或創辦更多學校，對公部門而言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外資，但他們又能拿什麼吸引外資呢？

到吉爾吉斯後，我們所認知的世界版圖也被翻轉了。有一天我跟基金會的俄國翻譯聊天，問他Tokmak約二成人口是學生，但為什麼那麼多中學小學是US AID (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或德國捐錢的？如果吉爾吉斯沒有錢，為何卻有那麼多的學校？他說：「蘇聯解體前，我們都是一家人。共產有很多經費可以做很多事，Who is American? We don`t know, and we don`t care!可是解體後，錢也跟著蘇聯回去了，才會變成現在這樣。而吉爾吉斯只產老早不值錢的煤，不像哈薩克有石油，什麼都得跟中國蘇俄進口，自然從解體後窮到現在。」有趣的是，不只他一個人這麼說，我聽到很多人說「要是沒解體我們才不是這樣呢」；老師卻質疑「什麼？他們比較喜歡共產體制嗎？他們比較喜歡蘇聯嗎？」。我很在意翻譯的那句「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彼此照顧」，跟我被教導或想像的共產完全不一樣，加上解體後政治經濟一片慘敗，民主真的能讓大家吃飽睡好嗎？

台灣人的世界地圖裡處處缺洞，我們知道美國加拿大、歐洲（是進步繁榮的西歐）和日本韓國，剩下的部分呢？我們連對中國或亞洲都過分的陌生，但對中亞而言美國很遙遠，加上蘇聯以前十分強大，誰曉得美國在哪裡。小攤子上雜貨店裡有許多中國進口的日用品，我們看了很害怕，畢竟每天都在聽黑心，大家多半瞧瞧卻也不敢伸手細看；但他們心中的中國卻和我們不同，中國是離他們最近也最大的補給商，不像我們有美國日本東南亞。我們會聽到他們說假日去杜拜玩的事，有錢一點能到歐洲（大部分是東歐），但亞洲對他們而言只有中國，新疆的水果和乾果、大陸的零食、餅干、康師傅泡麵，和東干人的半中半俄式料理，是他們想像世界的中心。

中亞的孩子常給人過於早熟的感覺，這或許是所處的地理位置或環境使然，斯拉夫民族的外表原本就比黃種人來得成熟，但他們言談舉止和思想卻比外在來得更纖細深沉。我們在準備校園規劃的過程中設計了一個下午的工作坊，邀請附近的中學生、學校老師和基金會員工一起來參加，我們希望從活動中找出當地人喜愛的空間特質，和他們對大學校園的想像。基金會聽聞我們的構想，決定找出他們自己學校中「最優秀的孩子們」來參加，即使我們一再強調這跟成績好壞沒有關係，但前來參加的仍是被精心挑選過的學生們。這是很特別的一次經驗，七個人要帶將近50位的十年級學生和老師，雙方都聽不懂彼此的語言，全程需透過翻譯進行，我們事前準備了許多英俄對照的大海報，並發給每組俄文版的備忘錄，跟翻譯花了相當久的時間解釋活動的目的，因此雖然我們無法掌握每組的討論情況，但整個過程算是十分順利，成果也比我們預期的豐富和熱烈。也許是教育方式和台灣不同，這兒的孩子對於和陌生的同伴一塊兒討論並不羞澀，他們能夠自發的踴躍發言、隨時和台上唱和，我們想像中可能出現可怕的安靜或冷場一次也沒發生。最後我們總結並詢問他們的感想時，幾乎所有發言的學生們都謝謝我們，說他們非常開心能參與，活動安排得很棒，也很高興認識來自不同學校的人，能夠一起想像未來的大學，他們很期待看到自己的夢想被落實，未來甚至想跟我們一樣當建築師讓吉爾吉斯的生活變得更有希望。

這些中學生們並不害怕跟別人分享，每個人都落落大方，說話禮貌得體又貼心。我們猜想也許跟基督教團契或群體聚會的習慣影響了學校，雖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屬於基督徒，但樂於鼓勵、分享和傾聽的特質卻表露無遺；他們積極和正面思考的態度，以及期望改善國家現況的企圖心，都讓我們感到驚訝與慚愧，台灣同齡的小孩怎麼會想這些事呢？當他們想著「為什麼這個世界是這樣，以後要做什麼才能讓世界變得更好」時，我們甚至還不知道世界的長相；不只工作坊的學生們這樣想，吉爾吉斯的教育和社會讓孩子們很小就立下志向，而他們之後就一直朝著目標前進，即使是十一二歲的小女生也能侃侃而談她的律師夢，說要讓大家有更好的生活。反觀台灣似乎已經僵於養尊處優的狀態，孩子不認為政治或國家和自己切身相關，也沒有欲望想了解真實的世界，當我們還在想著與全球接軌時，還會有屬於我們的一席之地嗎？

除了在基金會工作的時間，我們外出時經常被路邊各色各樣的小攤子吸引，那也成了我們拍照的主要對象，我們常跟顧攤的女人小孩玩耍，而這也開始讓我開始思考我們自己的身份－一群外國女孩兒，或說帶著笑容的小女生，身份上的優勢加上語言不通，變成無往不利的保護罩。我們很容易被中小學生搭擅，他們會在路上不停的跳舞想吸引我們的注意，一邊大喊著「foto! foto!」；我們也很容易跟小嬰兒或婦人玩，只會說「你好、再見、Taiwan、foto」竟也能互動許久。老師是此行中唯一的男性，本來一位中年男性進入社區可能產生的猜疑，瞬間因我們這群不停嘰嘰喳喳的女生軟化，我們的形象是「無害的」而非「陌生人」，於是我們可恣意拍照，幾乎不會有被拒絕的可能。老師的男性角色，好像也被認定為「慈祥的老爸」而非保護者，我們因此能拍到許多以外來者身份不容易接近的日常生活的細節。

女孩的身份究竟是護身符，還是刻板印象使然？有一天我們去跟市長簡報，其實我們什麼都沒能做，只坐在旁邊看基金會長老、老師和翻譯講給市長聽。離開時長老要我們去跟市長「拉拉手」，不知道是不是這兒的習俗。三位副市長看到一群年輕女生紛紛要求合照，而我們人手一台相機、加上單眼和DV，還吵著要跟他們分別單獨照相，把副市長們鬥得笑不攏嘴、樂不可支。這次的旅程我不斷的反省，女孩兒的奉承很容易，但作為方便進入田野的工具，或得到某種承諾的手段，卻常讓我們陷入兩難的困境。女生的身份讓基金會的人過度關心與疼愛，我們出門多半是翻譯（男性、俄國人）陪同一起搭基金會的車前往，連去基金會隔壁的小攤子買冰棒，也能看見管家阿姨和守衛伯伯遠遠的在門邊假意閒聊；當我們提議騎機車去基地調查時，基金會經過重重掙扎好不容易才同意，並不斷告誡我們絕對不能離開機車。我們原本不明白為何如此擔心，後來才聽說吉爾吉斯有綁架新娘的習俗，意謂當生米煮成熟飯，受害者父母也會同意讓她和加害人結婚，而適婚年齡是十五到十八歲，也就是我們在當地人眼中的年紀，這馬上讓我們想到處亂逛的心態收斂許多。要離開前，長老甚至親自陪我們坐車去機場，一直送到我們過安全檢查時他還在玻璃外頻頻張望。一個快八十歲的人怎麼能對初次相逢的我們這麼好，或是不放心？是因為嬌客需被呵護，還是長輩無條件的愛？這真是甜蜜的負荷，被剝去的自由變成更緊密的人際關係，女生似乎永遠走不出因性別而生的枷鎖。

吉爾吉斯從前是游牧民族，國旗上放的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氈房骨架，和象徵40個部落的刺眼光芒；而國徽以天山和伊塞克湖為背景，襯托展翅的老鷹，圍繞著小麥和棉花。自蘇聯獨立後他們一直強調「吉爾吉斯族」的民族正統性，部會首長必定是吉爾吉斯人，但副手則通常還是具有施政經驗或技術的俄國人；吉爾吉斯語和俄語並列為官方語言，簽署正式文件時，他們會不辭辛苦搬運氈房至簽署地點，好讓元首們可以在氈房前拍照留念，而文件自然是同時包含了兩種語言。Tokmak從前是工業大城，所處的楚河州經濟狀況較全國平均水平高，斯拉夫民族的比例也明顯偏高，而我們接觸的基金會員工除了長老、總裁是台灣人，其他幾乎全是斯拉夫人，因此我無法看出吉爾吉斯人的宗教和國族認同的關係，也不太能察覺不同種族之間是否有衝突存在。在我們接觸的居民中，他們似乎不介意跨種族或不同宗教的婚姻；而東干人或吉爾吉斯人在與斯拉夫民族相處時，好像也沒有地位卑尊的差異，但這部分的觀察可能受限於我們的時間和經歷的場所，我們也無法確定種族間是否能長期維持和諧友好的關係。不論何種民族，我們遇到的人常有意或無意的表達他們對伊塞克湖與天山的喜愛與歸屬感，天山不但是他們對吉爾吉斯或家鄉的認同，也是每日生活中的一部分。至今我仍能想起基金會在吉爾吉斯努力的一切：天山腳邊的小村裡，熱烈的陽光下人人歡欣鼓舞，基金會的員工除了正職還是身兼唱作俱佳的表演者，雖然總把一切功勞歸給上帝，但他們真的在嘗試做一件偉大而真實的工作。

注釋：